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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第十八卷《金钱》写交易所投机事业的发达，以及小有产者的储蓄怎样被吸取而至于破产。但我在这里要说明，我虽然喜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交易所投机的情况，如我在前面所说，得之于同乡故旧们。
瞿文又说：“这里，不能够详细地研究《子夜》，分析到它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一个机会了。”这另一个机会，就是《读子夜》。这是他用“施蒂而”（秋白另一笔名“史铁儿”的谐音）的笔名写的另一篇评论《子夜》的文章，刊登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此文共分五段，开头就说：“从《子夜》出版后，直到现在为止（瞿秋白此篇写于一九三三年起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我并没有看见一篇比较有系统的批评；我现在也没有那‘批评’的野心，只是读过后，感觉到许多话要说，这些话，也许对比我后读到《子夜》的人能得一些益处吧？”
“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地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文然后夹叙夹议介绍《子夜》的主要内容，并说《子夜》里的女性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从这许多不同的女性表现上，认出她们的阶级来。至于恋爱问题，吴少奶奶之与雷参谋，是恋爱逃不了黄金的。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玩意儿，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而真正的恋爱观，在《子夜》里表示的，却是玛金所说的几句话：‘你敢！你和取消派一鼻孔出气，你是我的敌人了。’这表现一个女子认为恋爱要建筑在同一的政治立场上，不然就打散。”
在评论到书中的地下党员们时，瞿文说：“从克佐甫和蔡真的术语里和他们夸大估量无后方等布置，充分表现着立三路线的盲动……这正是十九年（按即一九三〇年）的当时情形！也许有人说作讥讽共产党吧，相反的，作者正借此来教育群众呢！”
瞿文的最后一段（第五）提出五点意见：“一、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地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我们看见社会辩证法的发展，同时却回答了唯心论者的论调。二、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这好比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中的黑虫，使读者有同样感觉。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翁（按即吴荪甫）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三、在全书中的人物牵引到数十个，发生事件也有数十件，其长近五十万字，但在整个组织上却有很多处可分个短篇，这在读到《子夜》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四、人家把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莱，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一个却是用嫣嫣动人叙述者的态度。五、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到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按：此文原件排错字很多，其中显而易见者，已为改正。）
现在要介绍朱明的《读子夜》，此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可能是瞿秋白所说“直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见一篇比较有系统的批评”之一。朱明，大概是个笔名，真人是谁，我不知道。此文刊登于三三年四月出版之《出版消息》。文章开头赞扬《子夜》大规模地把中国的社会现象描写着，“在没有人同他争斗的现在，他四顾无人地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然后此文谈到《子夜》的文字风格，说“久居中国的巴克夫人（按即翻译《水浒》为英文的赛珍珠）曾断言中国新小说的收获，将是中国旧小说与西洋小说的结晶品。在我们不同的场合上，这说话也可以说是对的。而茅盾的作品便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东西。”这位朱明在赞美中国旧小说的表现方法后，说是旧小说“容易走上缺乏文字能力的大众里去”，忽然拉扯到“近来欧美产生的所谓报告文学、记录文学的形式，也未尝不是这一方面的趋向”。从上引的短文数语，我猜想朱明其人大概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对文学却不很在行。朱明又说：“《子夜》的大规模的社会描写，浅易圆熟而又生动有力，以及近于‘同路人’的意识这几点上讲来，茅盾又可以说是中国的辛克莱。”原来瞿秋白确是读过朱明这篇文章，故在《读子夜》中提到“有人”把茅盾比作辛克莱。朱明文中又说：“就描写立点来看，他各方面写的很少，也只着力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的奋力于他的企业，以至失败的始末，而终篇未暗示光明的去处。”他在文末又说：“还有革命的命令主义，是那时确有的现象。但我们要知道，革命虽说是一种艺术，须要艺术的方法，而同时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非要有铁的纪律不可。尤其在重感情怕艰苦的知识分子，有时也只有在严重的命令之下方能完成他的工作。茅盾在《子夜》中对于命令主义固然指摘出来了，而取消主义的气氛却因而很强烈，没有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处置哟！”从这几句话，我猜想作者大概是一个忠实的立三路线者。
《读书与出版》是小型刊物。我曾剪存的片段，不注明是第几篇，及出版的年、月、日，虽然它尽有注明的可能。这刊物有“读什么书”一栏，卢艺植的《读子夜》便是刊在这一栏的。作者不注明写此文的年、月、日，但文末有“于光华大学”五字，不知他是光华大学的教员还是学生。这篇文章也属于瞿秋白所谓没有对《子夜》做系统地评论这一类。但观其词汇，动辄言“把握”，可以猜想他是社会科学（这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代用词）的研究者。这篇文章不长，除了略述《子夜》内容外，在讲到书中地下党员时，说“至于克佐甫，他只是出令，而蔡真、玛金更是被动地去宣传、鼓动，他们很忙迫，但他们实是在做党的工作，虽然他们以为这是指导的工作；他们讲的、论辩的，只是新术语，而这却又使这完成社会革命使命的阶级中人，如月大姐等不解，而焦急的。其实他们劳动者只需行动，不要他们，也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而他们至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段话很奇怪。既然是党员，便不是同路人。而且，说劳动者只需行动，不要地下党员的领导（即使这些领导者是不胜任的），也使人不懂卢先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版）刊登了吴组缃的评论《子夜》的文章。他这文章也讲到有人说：中国之有茅盾，犹美国之有辛克莱。又说：“有人拿《子夜》来比好莱坞新出的有声名片《大饭店》，说这两部作品同样是暴露现代都市中畸形的人生的，其实这比拟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大饭店》是没有灵魂的……它没有用一个新兴社会科学者的严密正确的态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如何没落着的，更没有用那种积极振起的精神宣示下层阶级的暴兴。”而《子夜》则一方面暴露了上层社会的没落，另一方面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但是这两方面表现得不平衡，有一边重一边轻的弊病，原因或许是作者对于兴起的一方面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
除了上面所引述的五篇外，截至三四年一月，还有余定义的《评子夜》，刊于《戈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出版）；焰生的《子夜在社史的价值》，刊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的《新垒月刊》第五号；向讽的《子夜略评》，刊于《文化列车》第三篇；徐泉影的《子夜》，刊于《学风》第三卷第六期；赵家璧的《子夜》，刊于《现代》第三卷第六期；侍桁的《子夜的艺术思想人物》，刊于《现代》四卷一期；绿曦的《介绍茅盾的子夜》，刊于《读书中学》（不知何期）；还有朱佩弦的《子夜》，淑明的《子夜》都刊于《文学季刊》一卷二期。
出人意外的是学衡派的吴宓也写了一篇评论，刊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用的笔名是“云”。郑振铎当时在北京，他寄来一份剪报，告诉我“云”即吴宓。吴文除简略叙述《子夜》内容外，称“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盖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中国之动摇，久为吾人所习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类也。其灵思佳语，诚复动人，顾犹有结构零碎之憾。吾人至今回忆‘三部曲’中之故事与人物，但觉有多数美丽飞动之碎片旋绕于意识，而无沛然一贯之观。此书则较之大见进步，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吴文谈到书中一些小结构未能充分发展时，谓作者跋语中“所自憾之疏漏或即此类。其他小疵，亦有可议者，如吴荪甫之妻因吴之专心事业不能在吴之爱情上得满足，而怅惘，而游离，而卒与其旧日情人雷参谋相恋。作者于此以暗笔简述，殊有画龙只画鳞爪之妙。唯叙雷参谋所赠之小书及萎残之白玫瑰，在荪甫眼中露出三次，使人稍有失真之感。盖此为两情人珍藏之物，既已重拾坠欢，此物宜不复长时把玩，以致屡为夫婿所见也。”“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其环境之配置，屡以狂风大雨惊雷骇电随文情以俱来。如工人策划罢工时，吴荪甫第一次公债胜利前之焦灼时，皆以雨与霹雳作衬。而写吴之空虚烦躁，则以小火轮上之纵酒狂欢为之对比，殊为有力。当荪甫为工潮所逼焦灼失常之时，天色晦冥，独居一室，乃捕捉偶然入室送燕窝粥之王妈，为性的发泄。此等方法表现暴躁，可云妙绝。”这一点，是瞿秋白对我说过的大资本家当走投无路时，就想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我如法炮制，不料吴宓看书真也细心，竟能领会此非闲笔。吴文最后评论《子夜》的文字，“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近顷作者所著之书名为语体，实则既非吾华之语亦非外国语，唯有不通之翻译文字差可与之相近。”这却是借我来骂人了。
总之，吴宓还是吴宓，他评小说只从技巧着眼，他评《子夜》亦复如此。但在《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故节录其要点如上。
《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究竟这大批的读者是谁呢？是不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学生？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他们为最多。陈望道在文化界的交游极广，又是大江书铺的主持者，对于书的销路亦有实感，他说是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陈望道的话，也许合乎实际情况。我的表妹（即卢表叔正室所生之女）宝小姐，她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但她却看了《子夜》，而且以为吴少奶奶的模特儿就是她。
此外，听说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本来看新文学作品是有选择的，也来看《子夜》。当时上海小报上登过这样一个轶闻：青年作家芳信娶曾为舞女者为妻，后因家用不给，妻乃重操旧业，聊得微资，补助日用。忽有一男子来与跳舞，自称是茅盾，芳信之妻固知有作家曰茅盾，新作曰《子夜》，今忽逢其人，且与跳舞，不胜惊异，归告芳信。芳信疑之，因未尝听说茅盾到舞场也，因嘱妻，如彼人再来，可向索《子夜》，并须签名。芳信之譬如教行事，但所得之《子夜》，只签MD，而且此人以后也不再来了。
我不看小报，亦不认识芳信。朋友们以此事相告，且谓真有芳信其人，不是小报造谣。但我始终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要冒我的名。
评论《子夜》的文章，上文所引，以一九三三年所发表者为止（其中有两篇见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的期刊上，也算在一九三三年内）。从三四年直到解放后，评论《子夜》的文章还有不少，但不能再引了，因为本岂不是专为讨论《子夜》，而只是回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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