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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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ue

《公子优的手指》

——关于《音乐家们的手指》是怎么来的

这篇文章不聊《手指》一文的构思，也不反思什么，就聊聊灵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故事变成现在这样，而不是另一个样子。

上个月我读了《读库》的1803期。在第一篇《毕飞宇和他的王家庄》中，毕飞宇说到了童年和少年对一个创作者的影响，由此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以为是“灵感让我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从根本上是来自童年与少年，准确地说，是过去的记忆的一角？那些我以为“我选择写了它们”的东西，真的是我选择写的，还是其实我根本没得选？

比如，钟关白小时候偷跑去独奏会，第一次遇见温月安的场景，我在写完全文后发现了这个场景与我童年的联系。

小学时我学钢琴，母亲带我去一家剧院听钢琴独奏会。当时观众席里有很多同样学钢琴的儿童，这些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应该占到全部观众的七成以上。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演奏曲目，但忘不了现场的吵闹。能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由于真的太吵，那位外国钢琴家弹到一半，一言不发地愤而离场。今天在国内听音乐会应该已经见不到这样的场景。大约三年前我在国家大剧院听勃兰登堡交响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现场已是另一幅画面。

我现在回顾那个台下坐满了小朋友，钟关白一个人跑上台去的场景，发现它确实来源于我的童年，所以它不是别的样子，它就会有找了托的司仪，有兴奋发表自己看法的小朋友，它就是现在文中的样子。

当然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温柔耐心的温月安。他是至少三个人的集合。其中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仅仅在我少年时期一位朋友的口中出现过，这个人是我朋友的钢琴老师，小时候因为一场事故截肢。我朋友这样描述她的钢琴老师：他温和，博学，风格很高，是她见过最绅士的长辈。在我的少年时期，绅士还没有其他意味，只为表达崇敬与仰慕。

关于温月安的外貌和气质，来源于另一个人。大约在五六年前，我在长沙的桃花岭看见了一位坐轮椅的老人，由一个年轻人推着。那时候正是春天，岭中水流清澈，满山的花都开了。那位老人穿一件像厚长袍的对襟布衣，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举止之优雅，面容之淡然，令人折服。我从没见过眼神那样澄澈的老人，当时就想，真像民国旧照里的美人，今日出门，想必也是来赏花，可惜不如我运气好，花外还赏了人。

第三个人，是我的一位老师。付诸笔端的师生情，多半源于这位老师，在此不多提。

人物也不是全有原型。有读者朋友说，感觉到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钟关白和陆应如的结合体。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明示，一个暗示，双双表示文中对音乐的追求，其实是作者对自身写作追求（或者说，一切创作）的一个隐喻。应该说，我没有钟关白的天赋，也没有陆应如的能力，钟关白的笨拙还是有一点。

一个作者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写它，这很普遍。将音乐作为载体，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喜欢，写这一篇文给了我花时间去听音乐会、逛音乐家博物馆、看古典乐相关书籍以及练琴的借口，因为喜欢好像不是正当理由，写作当然是正当理由啦。

不能否认的是，音乐和文学非常像（此处没有认为我写出来的东西能算得上文学的意思）。曾有乐评人也用过这样的比喻：“音乐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欣赏一首古典乐曲，与欣赏一幅画不同，它更像阅读一本书，那不是一瞬间的感觉，它需要时间的积累。”

在写《手指》时，我常常反复听同一首曲子的不同版本，这关乎不同的演奏者或改编者如何诠释同一个主题，比如同样是《梁祝》，吕思清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版本，巫漪丽老师的钢琴版本，只保留主旋律的简化版本，还有其他种种不同的版本，它们都是在哪一处击中了我？它们和我喜欢的一些文学作品一样，都不是猛然来的冲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有时候我能发现是这一处击中了我，这一声小提琴，这一弓，这一句话，但是在这一处前的那些没有击中我的东西，我也知道都不是白费，不是不好的，不是没有必要的安排，不是因为不够简洁而可以被割除掉的冗余。它们是一种积累，将我引到让我被击中的那一处。所以从《手指》开始，有了闲笔，有了一些我认为美的东西，它慢下来，耐心了一点，不为勾着人不停地翻页，也不为尽快地讲完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手指》的叙事就是从音乐里来的，它的节奏，它的布局，都受到了音乐的启发，它不像我之前的任何一篇文。

说到创作和理想，《手指》也确实有一些自我反思，但它们就在文里，在此也不赘言。

写这篇文章时，我犹豫要不要讲一讲“那段历史”又是怎么出现在我的文中的。我想，要是我站在十年后，因为想了解十年前的自己是怎样想的而去读这篇文章，我不希望看到自己只说些官样话，十年后，我应该还是想看到当年的自己没有鲁迅所说的“冷气”，哪怕各个方面的环境其实都没有那么好。

在《手指》一文完结后，我和几个读者朋友聊了聊，有个朋友问我，陆家是否有我家庭的影子。我非常果断地说：没有。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一个创作者总是很难摆脱其经验，那是土壤，也是囚笼。不过我更想说，与其说陆家，不如说是贺家。那么久远的贺家，成为了我童年到少年常听到只言片语的一角，从我的祖父祖母到家族里每一个长辈，在他们年节说起的鸡毛蒜皮的旧事中，我看到了历史的一页。我没得选，我是从那里长出来的。

《手指》中的插叙比较悲伤，更悲伤的是，我没有写任何比真实更悲伤的东西。我的祖父曾皱着眉头看着家里的书被烧掉。他说，其中有些是孤本，从此再没有了。我的父辈向我描述他们的长辈做过的研究，他们童年时的院子与房屋，那些回廊与天井，家中有趣的小物件，听得我心驰神往，不过已无缘得见。我还能见到的旧物不多，比如一口黑漆漆的大水缸，据说上面曾全是佛像，因为怕被人毁掉或者所谓“借走”，于是表面的佛像全部被凿去，家里才留下一口可用的普通水缸。

我常和我的姐姐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小时候听来的旧事，我跟她说我的幻想：如果我们还能捧着那些旧书与手记坐在一起看该多好。这样的幻想，有如傻瓜行为，毫无作用，其实就像我的文，它其实也没有作用，它是我个人的片面，是我拿起笔就没得选的东西。创作是件主观的事，没有私货就不是创作。说了许多回忆，但这些回忆不是我的私货，面对回忆的态度才是。我知道，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类似的事发生。我们还是在向前走。这是我的态度。重蹈覆辙也不是不可能。这也是我的态度。

写完这一篇文后，我应该较长的时间不会再写相关的题材，我曾在评论中看到一位读者说“谢谢作者折腾自己写出这么一篇文”，这确实是我写作状态的真实写照了。内容痛苦，写得也痛苦，因为对文字的要求和写作能力间差了一个银河。一个作者，最是清楚自己的缺点和真实水平，我很想用“我是业余写手不能花太多时间”“三次元很忙没时间和精力”来解释为什么我的文写成现在这样，毕竟如果非常努力都写得不好，岂不是会被嘲笑？不过我决定还是直面嘲笑，做个认真而热忱的人很重要，比看起来毫不费力和酷重要（虽然断更公子优在这一点上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我写文真的挺认真的）。得直面天赋、能力、阅历三者都不具备的事实，这样还有点进步的希望。

接下来说些美好的场景吧，说不定有的读者也曾见过一模一样的风景。欧洲有很多天鹅，有湖的地方就常有天鹅。我在一年前常坐火车去不太远的一座城市看天鹅，那座城市还有一个建在城堡里的玫瑰园，园内有十几座白色雕像，还有不同颜色的玫瑰。我住的地方附近也有一片湖，男友有时候会去喂天鹅，和他的同性好友一起（……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他）。

如果有读者走到南法的一座热带植物园，也许真的可以见到那块写着“头在天堂，根在土壤”的牌子（法语外的英文翻译还是错的）；走进南法的一家店里，也许真的可以见到漂浮着钢琴与小提琴的透明立方体；也许真的有一家花店，里面卖蓝色的五瓣花。

其实从《论如何追求一个志同道合的变态》到《狗生》再到现在的《音乐家们的手指》，故宫的清晨，坐火车去罗滕堡时窗外的林海雪原，青海湖的日出，白雪皑皑的高山，山城康提中的佛牙寺，那朵供奉的蓝莲花，维也纳的音乐厅，人高的金色向日葵地，爱琴海的星空，爬满藤蔓与花的院墙……美好的画面从眼睛里进到心里，拿起笔的时候便又从心里流泻出来，自然而然，不用刻意筛选，也不用刻意美化，它们就在那里。

这些场景从记忆里找寻起来都不是难事，难的是从另一些更隐秘的场景里发现久远的童年与少年的影响。我总觉得它们更动人。比如练毛笔字，比如在钢琴谱里藏闲书，比如被冰在井水里的西瓜，音乐教室里的老旧钢琴，躺在床板下看书的自由时间……这些更像是梦了，早就在岁月里不知不觉戴上了滤镜，连提起来都是不同的语气，似乎要换一套说话方式才能回到过去。没有办法。

在《手指》一文前言中，说起了这篇文有几段不同的感情，并不都是爱情。我自身不太理解爱情。我理解小心翼翼，怕对方生气，怕对方难过；理解觉得对方太好，怕自己不够好；理解怕对方生病，怕对方出事，怕对方不快乐，怕对方知道自己不好会担心。比起爱情，我更理解害怕，或者说，在意。我不太理解爱情，不知道该怎么说，实在要说，也只能说它的表现。

我更喜欢另一种关系：指引者与被指引者。陆早秋和钟关白互为这样的关系。贺玉楼和温月安也有这样的关系。温月安和钟关白、陆早秋、小贺都有这样的关系。钟关白、陆早秋与小贺以及其他学生也有这样的关系。付出与在意的感觉很动人，可是我总觉得似乎启发以及精神世界受到影响才是更动人的关系。“热望”也是由这样的关系来的，而不是由爱情激发出来的。因此这篇文的感情线也就是现在这样了，不是别的样子。

最后好像应该讲讲为什么是“手指”，“手指”到底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指，要去创造自己想创造的东西，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东西，在伸出手的那一刻，就都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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